本报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智能能源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在世界的主要文明古国之中，无论是古巴比伦、古埃及，还是古希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都先后衰落和消失，唯有古代中国的文明和民族得以顽强传承并不断壮大，这本身就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重视、推崇预测理论，并将这种理论法典化以致光大到国家权力的顶端。

  根据《尚书洪范》的记述，夏周时期的中国统治者从尧帝的治水特使崇伯鳏“汨陈其五行”的治水失败经验中，开始注重总结和提升中国古代的预测理论。周武王在与箕子的对话时已涉及到了最早的预测理论五行学说。

  在这个五行理论之中，夏周的先贤们不但重视联系的思想，更重视了预测与能动性把握未来的观点，例如：由于“水曰润下”的道理，就需要“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力推广谷稻种植；由于“水曰曲直”的内涵，就需要“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而且，夏周统治者们不但重视预测理论的研究，更将“五行说”列为国家，设置“职官五正”（见《左传》），由此将五行说法典化，直接列入了国家行政体系的运转体制。

  因此，中国古代预测理论已从预言、占卜等宗教、神话、迷信、顿悟等行为中分离出来，从神话幻想演绎为认识世界的一种范式和国家力量。预测学说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成长中曾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此，应该说重视预测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习惯，也是世界不同文明时期不同的大国、强国的一个特色，预测理论和预测力量正是中国民族虽历尽强盛兴衰而愈加发展的本色文化、本色文明。为此，对于预测预警能力的建设，我们今天更需要加强、更需要创新，也能说没有伟大的预测预警力量导引就不会有未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断追求强盛的新境界，而预测预警能力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智慧的手段。

  倘若大国、强国在预测理论上不居优势，它在发展的策略上也将处于守势；倘若弱国、贫国在国力上不居优势而在预测理论上擅用力量，也能够整合力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史上著名的案例就是中日战争的预测思想之战，和蒋百里以超前的预测理论和预测力量，推动了中华民族掌握了对日战争的主动权。

  1935年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议：“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我）亡国无疑。一定要采取抗战军深入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据此，蒋百里此后进一步提出其持久战的理论，他认为中国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因此，中国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1937年蒋百里将军出版了他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在这部震撼性著作之中，蒋百里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的研究，预测预警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进程，提出了中国应对日本侵略的战略构想，建构了当时国民政府采用的先进理论。

  以后中日战争发展证明了蒋氏理论的预测之超前性，也是中国从思想上打败日本的明证，战后日本军人对中国这种预测体系亦感震撼。因此，预测与预警方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的千年骨韵，也是曾经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应该成为建立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基础内涵。

  1971年8月15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纸币通货。此后，尼克松又宣布解除美国政府对原油和石油产品进口数量的直接控制，这一系列的政策，确立了美国以金融定价取代石油输出国定价的国际油气管理体制。

  由此，能源成为现代国际通货的一个部分，成为了金融理财产品，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也成为了生产、消费、创新的核心。因此，能源是现代社会最集成的综合领域，是人类社会最尖端的前沿，对这样的领域的预测预警几乎等于对人类主要生产、生存、生活之未来的把握。所以，从某一种意义而言，能源的预测工作是建立现代中国预测体系的重中之重。

  由此，未来二三十年人类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建造清洁能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清洁能源既包括传统的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也包括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利用。因此，正确的能源发展思想就成为发展能源事业进步的中枢系统，能源的生产和市场安全运作的要害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预测预警系统。所以，从某一种意义而言，正确地预警中国能源系统运动态势的重大现象和不正常的情况就是管理好中国未来核心中的核心。

  2009年底，中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确定的到2020年唯一的量化目标，这个目标正在生成并对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倒逼机制。这无疑将是中国未来10年中最为复杂的决策安排，牵涉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每个方面，组构一个高效、科学和全面的能源需求预测和预警系统慢慢的变成了刻不容缓的选择。

  值此关键时刻，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思强博士的《能源预测预警理论与方法》一书，该书特色就是力陈应该加快建构中国的能源预测预警学说。作者在全面总结国内能源预测预警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概括了能源预测预警的研究理论和主要方法，提出了加强我国综合能源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创新性地建构了能源预警机制，预警界限确定的方法论，初步构建了能源预测预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中国能源预测预警体系，并在能源预测预警相关理论、系统框架设计、模型开发与应用以及能源结构模块设计等方面做了全面探索。

  这些有益的前沿学术研究构成了我国能源预测预警目前主流学说的重要架构，反映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使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未来二三十年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路向的庄严思考，中国确实需要制定一些前无古人的办法，将中国能源预测预警工作提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水平。

  作者疾呼：“能源预警方面，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内部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没有一个站在全局的综合性能源预测预警系统为国家制定能源战略和政策提供支持，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很不适应。”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分析。

  冷静地看，当代中国是在一个沉疴严重的传统机制上建立起能源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引进和吸收成为发展的主要策略，这个机制使我们失去了在能源方面的巨大开创力。维持一个巨大的出口能力，本能成为中国创新能源结构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中国的需求大，发展的机会就应该大，就应该使我们也可以实施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但是能源发展却往往是我们的负担。机会反而成为负担这是改革机遇最大的浪费，导致此现状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预测预警体系建设滞后。

  王思强博士在该书中对中国的能源未来作了预警并指出：“SGM模型得出的能源预警警情分析根据结果得出，我国煤炭子系统安全性相比来说较高，危险性大多数来源于储量不能够满足持续开发的需求，大量未探明储量对系统安全压力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而石油子系统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为危险和高度危险，说明我们国家石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需发展替代能源；另外，天然气子系统在这两个时间段均为危险，不过其危险性主要不在于资源量的缺乏，而在于供给量不能够满足需求量，需加强设施建设，提高供气能力。

  “综合评价，2020年和2030年我国的能源综合预警结果均为危险；可持续发展情景中的结果均为需要我们来关注。这说明，要解决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应坚持资源和能源节约，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目前国际前卫的预警模型和预测结论，需要引起全社会进一步关注，我想业界应该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能源预测预警的研究。

  最后王思强博士在结论中建议：“能源预测预警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建立国家层面的能源预测预警系统是集实用性和研究型于一体的工程。”这与中国传统的实用哲学精神实为相符，预测预警既是理论也是实践，它表明能源预测预警系统是跨学科、复合性的综合工程，值得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对待。

  当然，从学科建设而言，能源预测预警学还是一个新兴学科，《能源预测预警理论与方法》也是王思强博士的初步研究成果，伴随着业界不断参与能源预测预警学的研讨，我们衷心祝愿中国能源预测预警的理论更完善、更成熟，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更大。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长、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博士就任新职后说过：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就职典礼上他从未听过任何人讨论过互联网，而八年后克林顿第二任期卸任之际，互联网却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萨氏的意思是因应奥巴马总统“变革”的主张，提醒美国要对未来进行正确的估计和应对好未来的挑战，这实际上就是指解决好美国的危机战略预测和预警必须超前进行。

  奥巴马上任以来，金融危机的深刻挑战，激发了美国众多思想库和奥巴马的幕僚们正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情预测美国的未来和分析未来美国危机的警情，无论是美国的《清洁能源与独立法案》，还是美国的赤字和国债管理，抑或美国的医改法案，可以说美国正依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的综合信息分析和经济运行监测结果，以制定法案的方式开展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对未来预测的大讨论、大辩论，报告未来、报告危情正在成为美国的治理模式的核心。

  与此同时，ETSAP模型的系统也一直支持着OECD全球经济年会及G8领导人峰会对全球能源问题提出警示性论证，欧洲自2007年开始也启动了能源供应威胁早期预警机制。

  国际能源预测预警工作的实际推进表明，加快构建中国的能源预测预警工作已经时不我待！

  《科学时报》 (2010-3-29 B2 面向2020：中国能源观察)